明正德五年，刘六刘七起义爆发，起义军克济宁后，冲入鲁西南，克十县，其中包括曲阜县。

起义军并对距曲阜县十里的阙里（按：孔子故居，代指孔府）进行了大肆破坏。

起义被镇压后，因圣人家被破坏而颜面扫地的朝廷痛定思痛，移曲阜城于阙里，将立于被赏赐的土地中间而无遮无挡的孔府包在新建的城砖石墙内，称新城。

原曲阜县城则称旧城。

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为了保护一个非王族而修建了一座城的故事，空前绝后。

从正德八年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曲阜近乎等同于孔府，孔府等同于曲阜。

而从唐懿宗咸通年的孔续为曲阜县令开始，曲阜城的县令只有一个姓氏。

间或有县令因作奸犯科，失职不法而去职，但因历代衍圣公保举本家任职县令，朝廷一般都给面子，后来就留下了惯例。

曲阜县令虽然被孔氏把持了好几百年，但形成惯例之后，县令与衍圣公的关系未必好——衍圣公手头紧一紧，县令考绩什么的都完不成。

县令为了考绩全听衍圣公也不行，若全由着不着调的衍圣公，履职不力、包庇不法这两个罪名可不小。

此际县令孔贞教并非与孔尚贤本支，他当县令仅仅是因为本家而已，这家伙与衍圣公孔尚贤近乎水火不容。

隆庆年间，因县令孔承厚妨碍衍圣公孔尚贤管理新城，衍圣公奏请朝廷，称曲阜设立知县完全是冗官冗员：意思是曲阜交由孔府代管即可。

县令之职竟可以不设。

作为世代公爵，孔尚贤居然要触碰勋戚不得干政的底线，差点捅了全体御史和给事中的马蜂窝。

朝廷讨论半天，给了孔尚贤一半面子。

决定从孔氏廪膳生员中选取四人，经过两次考核后，考选一人授以曲阜知县，住旧城。

这知县跟其他知县一样进行考核，与衍圣公管理孔府和孔庙的政务互不干涉。

如此，才将管理民事的县令和衍圣公的管辖权分离开。

孔承厚后面两任县令分别是孔弘晟和孔贞教。

孔弘晟接任后，对衍圣公言听计从，他当县令的时，孔府中人就是新旧两城以及乡间的土皇帝。

等孔贞教接任，孔弘晟留给他一地鸡毛。

新旧城墙年久失修不说，税收被孔府代管，孔贞教的办公经费还得求着衍圣公府手指缝里漏点出来。

这谁能忍？孔贞教还得接受考成法考核呢。

于是，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剥夺孔府代收代管曲阜税政。

衍圣公也不客气，通知数百顷缴税的孔氏地主，共同欠税。

同时，凡佃租孔府地的佃户，丁银只能缴到孔府，由孔府代缴，不得交给旧城。

一来二去，双方斗出真火，衍圣公孔尚贤再写奏章，把孔贞教告了。

参他不孝、欺君等三项大罪。

要按着罪名来看，孔贞教杀头都是轻的。

上文已经说过，朝廷有言在先，衍圣公和县令职权分开，衍圣公不得参奏旧城知县，因为这是山东按察司或山东巡按的职权范围。

孔尚贤仗着身份乱咬，要按以前朝廷敬着孔府的时候当然没问题，但遇到朱翊钧就出了问题。

奏章留中不说，朱翊钧在早朝的时候对孔尚贤进行了严厉的斥责。

骂他辜负了嘉靖皇帝关爱他的圣恩，责令他只管好孔府、孔庙分内之事，其令再敢出孔府一寸，衍圣公就得换人。

孔尚贤从此消停了，孔贞教因皇帝撑腰，反倒嚣张起来，这些年孔府中人谨小慎微，唯恐被他捉了错处去。

在朱翊钧掌权大变法之前，明代的官僚体系是很有意思的，不能用后世的思维去理解。

若按后世人理解，巡抚管着知府、知府管着知县，一级对一级负责，中央朝廷如臂使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