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&ldo;记者团&rdo;抵达北京之后，便兵分几路：他自己率&ldo;主力&rdo;前往上海；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；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、俄共（布）党员斯托扬诺维奇，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，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。

热浪在广州澎湃，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，才使人舒了一口气。

一九二○年九月，在寒带长大的斯托扬诺维奇初来乍到广州，很不习惯。

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，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骑楼，他感到非常新奇。

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，叫nhop，即米诺尔。

他与另一位俄共（布）党员Пecлnh，即佩尔林，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。

此外，还有那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。

斯托扬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。

斯托扬诺维奇此行的目的，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。

不过，他的公开身份是&ldo;远东共和国&rdo;记者。

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，给人以&ldo;中立&rdo;的印象，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（布）党员。

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&ldo;光光&rdo;眼镜店二楼（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）。

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。

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。

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，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。

不过，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，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，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，&ldo;扎根串联&rdo;那&ldo;根&rdo;都&ldo;扎&rdo;得很准。

也许是缺乏工作经验，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&ldo;串联&rdo;的，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：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、谭祖荫，国文教师刘石心，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（他的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），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，他的弟弟、雅号&ldo;生意佬&rdo;的梁雨川，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。

这七位，全是无政府主义者。

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，细细探究起来，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&ldo;向导&rdo;。

陪同他们来广州的，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。

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。

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，后来又退出。

&ldo;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

&rdo;很自然的，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。

在那个时代，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，都要求民主。

但是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，反对组织共产党，使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。

当事者谭祖荫在一九八一年的回忆，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：&ldo;两个俄国人（引者注：指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）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，多数在&lso;光光&rso;二楼开，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。

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，下一步应如何做。

会上使用英语，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，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，有时他来不了，就由我当记录。

黄尊生的英语好，由他当翻译，梁冰弦和我也会听、讲英语。

当时两个俄国人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，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，并由波金（引注者：即佩尔林）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，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，不合理、不平等，要起来斗争，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，然后由区声白、黄尊生翻译成中文，由黄尊生、刘石心去协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。

这个俱乐部不大，可坐三四十人，我去过一二次，只是旁听，没讲什么。

梁冰弦不常去，区声白没去过。

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、剥削，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