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晚我从近一百人中清出四十多个关了一个月以上未处理的人犯，只将其中十

多名因政治嫌疑被捕的留下来继续进行侦讯，而对小偷扒手一类未处理的，连同那

个头目、小头目，于第二天一律解送警察局司法科去处理。

当时这些政治犯，大多

是学生与工人。

有的学生在学校中表现积极，说过几句不满国民政府的话，或爱看

《新华日报》，说过共产党的好话。

有些工人在工厂中吵着物价飞涨工资太低，无

法维持一家生活，希望老板增加工资，有的发牢骚骂过反动政府。

总之，都是被指

为嫌疑重大，但又证据不足。

我对这些人不敢擅自作主轻易处理他们，便去问渝特区。

他们也想不出办法，

最后是报请军统局派了一个法官来提讯，将其中情节较重的四个学生两个工人带走，

其余的仍留下来侦察。

我当时不以专门抓小偷扒手为满足，总想能抓到一些共产党

员。

因此，我对直属队的工作抓得很紧，经常找他们谈话，当面指示他们如何去进

行活动。

有次得到一个情报，说江北寸滩附近有个小铁工厂里发现有共产党的小组，

我连夜带人去搜捕，抓到三个嫌疑很重的工人，从他们家里抄出了几张油印的文件，

军统局对此曾予以嘉奖。

以后历任大队长对这个队的工作都很重视，工作也逐渐展

开，成为军统在重庆的一个情报小单位。

侦缉大队历任大队长除我担任了四个多月外，以后由许忠五、李连福、谈荣章

等人担任过。

侦缉队的工作，也由过去一向专管偷窃而慢慢变成了搞军统的特务活

动，并和稽查处抢着干监视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，做党政情报，从事于对文化界方

面的种种活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