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吉将军第一次被特务逮捕时，在押送去北平的路上，讲到关外的抗日战场，感动了押送的军官，被偷偷放走了。

后来在天津法租界，被设计逮捕，带回了北平陆军监狱。”

何未在火车包厢内，缓缓拉上车窗的布帘，对从南京上车，前来接迎的军官说：“吉将军辞世前，留了一首诗。”

“卑职听过。”

军官肃声道。

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

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。

一代抗日名将的诗词，字字带血，谁不曾闻。

七七事变后，北平沦陷。

每一日，从北方南下的实业家不计其数。

《京报》主编汤女士舍弃全副身家，撤离北平，《京报》正式停刊；

天津久大精盐公司，那个生产出国产第一袋精盐，浪漫得在盐袋上印出海王星的企业家，因日本人入侵平津，关闭盐厂，带着设备南下；

……

何未也如先前所言，一旦北平沦陷，举家迁移，绝不留一艘轮船为日本人所用。

“国势多危厄，宗人苦播迁。

南来频洒泪，渴骥每思泉。”

斯年在金属车轮碾压铁轨的震动声里，轻声念着课本上的诗词。

“这句诗，说的正是‘衣冠南渡’，”

何未道，“历史上有数次北方士大夫，还有学子们的南迁，都是因为外族入侵，或是战乱。”

斯年细品“衣冠南渡”

四字。

车厢门突然被扣响，陪坐的军官走过去，把车门推开一条缝隙，和门外人低语数句，回身，低声道：“京汉火车站到了。”

“是武汉到了吗？”

斯年小声问。

“对，是武汉。”

她答。

武汉，她从未来过。

全民抗战爆发，国共再次合作，南京政府从10月底开始往武汉迁移，四大银行和各国驻华大使也先后迁至武汉。

江城成为战时政治、经济的中枢。

同一时间，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各界人士，全都汇聚在了这个九省通衢。

这趟南下的列车上，不止有军官、企业家，还有文艺界的名人、报业先驱和背井离乡的流亡学生。

隔着一道门，已闻隔壁车厢的喧嚣。

尤以年轻人们亢奋收整行囊、争相下车的言语对话最清晰。

斯年仿佛被感染，迫不及待地把课本塞进书包。

虽何未没讲，但小女孩冥冥中感觉到，在武汉能见到阔别已久的父亲，还有从出生就被藏在香港长大的弟弟……

“弟弟会叫姐姐了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