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免也，以晚明尤甚。

而当遇到有为的君主，专权自用，几成惯例，到头来还是躲不过一

塌糊涂之结局。

姜德成在他的《徐阶与嘉隆政治》中总结了一条线索，即，明初的洪永政

治‐‐无丞相的皇帝专权，嘉隆政治‐‐内阁专权，到了明末政治‐‐党争不断；再加上

此前我们已讨论的有明一代政治的宦官因素，在朱元璋的设计中，这严丝合缝的死保政权

千万代的措施，怎么就弄成了后来的样子？我也觉得，书中对此有省略，你是否愿意借此

机会就此多说几句？

李：在前面的叙述中，已经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。

马克思和恩格斯

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，大意是：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蔑视人，不拿人当人。

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中，人性的因素可能是最少被考虑到

的。

即便有所考虑，也是儒家思想和帝制传统结合后高度扭曲的人性，从而渗透了对治下

人民的深切蔑视。

因此，那些制度设计，对于皇家之&ldo;私&rdo;的考虑远远超过了对于天下之

&ldo;公&rdo;的顾及。

明代皇帝尤其如此。

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建设看似严密，其实漏洞百出，国

家、社会、人民要为此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。

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。

我特别厌恶钱

穆津津乐道中国没有皇帝说过&ldo;朕即国家&rdo;这句混帐话；在他看来，这种情形表明了中国

帝制政治传统中悠久的&ldo;自由&rdo;、&ldo;平等&rdo;和天下为公。

就我的读史体验，中国数千年的帝

国政治史，根本就是一部朕即国家史。

因此，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所有疯狂与残暴。

扭曲的人性也是人性的一种，它不可能不发挥作用，不可能不在时间与

空间中膨胀发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