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，还是多亏了许璐。

她找到了雅库特语和当地哈勒米诺语之间的像似性。

技巧、语境和不得不快速学习的压力，让我们能够尽快习得这个陌生的语言，在无功而返的困境中，寻找到了一丝希望。

在建立了交往和信任关系后，我们终于被一家猎户接待——不只是主客之间的利益往来，而是完全的接纳与欢迎。

慢慢的，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关于森林生存的必备技能，逐渐学会狩猎、学会捕鱼、学会制作当地的手工艺品。

忙碌开始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，我每天再无暇用哲学基础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生存，什么是死亡，什么是杀戮，什么是牺牲……当地人朴素实在的实用主义，让我想丢掉一切理性思考和学术分析的框架，只执着于眼前的一条鱼、一口肉和一杯酒。

寄居森林让我觉得无比安全，我觉得自己终于和动物一样，蜷缩在天地一隅，四处为家，无所畏惧。

或许人类本就应该属于森林，当本能被激发，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

的自洽感方能应运而生。

即便对学术研究再感兴趣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件相当枯燥乏味的事情。

我说过，我原本无心丢弃量化的路径依赖，尝试质性研究只是闲暇打发时间的一种娱乐，但你的出现，让我越来越向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。

“理解”

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但“试图理解”

却太难了。

个体的主观意识总会在理解的道路上给予各式各样的阻挠，以至于思维经常懒惰地选择停滞。

我不知道自己承载了怎样一份幸运，能够鼓起勇气，再次走进人群、走至角落，更换一个崭新的视角，去重新理解人类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。

它很枯燥，但又实在快乐。

从蒋新明成为我学生的第一天起，我便意识到，这是个比我更适合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。

果不其然，当她和许璐梳理出抛开结构主义的思路和我探讨时，我们的想法又不约而同地合到了一起。

这是个很好的预兆——预兆着研究材料的充盈，预兆着研究思路的一致，预兆着研究成果的突破性……更重要的是，它预兆着我能早些回来见你。

我最近经常想到拉里，去想他所追求的神秘与宁静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？看来高中确实不是我与《刀锋》相遇的最佳时期。

当时的我很难想明白，为什么在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困境制约下，拉里的追求仍未成为“批量生产”

的思维范式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