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老师很奇怪，他似乎也听到一点什么，便问：&ldo;怎么回事?哪个周老师?&rdo;同学们笑得更响了。

这种笑声经常响起，现在回想，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苗，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。

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，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，惟独&ldo;周老师&rdo;怎么也不会看&ldo;王老师&rdo;一眼。

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。

她一直在想，那么奇怪的语法课，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?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排场的路，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&ldo;书毒头&rdo;的死路，万不能让她的儿子走上去。

终于她下狠心了，与祖母商量决定，立即采取防范措施：让我接手，为全村读信、写信。

那年，我七岁。

第二年，妈妈怀了我的二弟，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、算账的事务，也交给了我。

我受宠若惊。

不仅是受妈妈之&ldo;宠&rdo;，而且是受全村之&ldo;宠&rdo;。

从此以后，这间屋子的主角和中心，全是我。

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，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，而是她的儿子。

读信、写信，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。

记工分、算账，是在晚上。

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最复杂的是三家的信。

一家是村东头的讨饭奶奶。

她过去讨过饭，现在早已不讨，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。

她有一个儿子，参加志愿军，到朝鲜打仗去了。

因此她是&ldo;军属&rdo;，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&ldo;

光荣人家&rdo;四个毛笔字的红纸，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。

每逢过年过节，村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慰问，还会送上一点粮食。

但是，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。

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，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，总能听到她&ldo;哎哟、哎哟&rdo;的呻吟声。

她多么希望，儿子能寄一点钱来，给她治病。

但是，作为普通战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，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，该到哪里去看病呢?到城里?谁陪去?住哪里?该出多少钱?这事，连当时的村长、乡长也无能为力。

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，要我读信、写信。

她口述写给儿子的信，口气非常委婉，总说一切都好，夏粮快下来了，只是老毛病没有好转，儿子不用挂念她，好好在前线打仗、立功。

她儿子的来信，字写得又好又潦草，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，估计那信是由部队的文书代写的。

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，然后说到朝鲜天冷，鼻子都快冻掉了，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冷等等。

老奶奶让我回信，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，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，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，给她治一治。

儿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队领导商量了，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。

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，但我知道，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，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从小屋中传出。

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，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，那家属是妻子。

军官姓余，是我们本家，先在北方驻守，后来移师舟山，那么近了，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。

有很长时间，他妻子一直以为他战死了，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，村长、乡长告诉她，如果战死会有通报。